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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版:阿坝日报

风雨相依 姐姐背他走长征——访巴中市通江县新场镇窄口村失散老红军邓玉乾

■唐雪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0多年前,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用“小米加步枪”击退了侵略者,打败了反动派,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主权国家。今天来看他们的辉煌胜利,更多的是由于一种坚定信念的支撑,是由于红军特有的精神支撑。当年的红军上到领军人物,下到普通士兵,没有一个不是有着坚定的信念,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是精神的重要作用让这支队伍创造了奇迹。

近日,国防时报记者在巴中市通江县新场镇窄口村4社,采访到了健在的失散老红军邓玉乾。当年,他们一家8口全部追随红军队伍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最终,8人中只活下来其母亲、他和其姐,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当年,是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他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一家八口皆长征

“我姐姐邓秀英,是1922年出生,2014年春去世的。我叫邓玉乾,1929年6月出生。父亲邓心科1932年底参加红军,编入红七十三师,后整编为红三十一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我,同母亲一起随父长征。途中父亲病死,母子三人流落藏区,被当地土匪卖到不同人家当奴隶。我长大后,逃到阿坝县城里一座寺庙打杂,历尽艰辛,才找到了姐姐。1952年阿坝解放,姐姐成为解放军工作组藏语翻译。1963年,我们姐弟陪同母亲回到老家通江县新场老家,务农至今。”记者下午从通江县城驱车来到新场镇时,已是日渐黄昏之时,而对邓玉乾的采访是在狗吠声中开始的。

邓玉乾安静地坐在一把竹椅上安详地烤着火,身高1米50出头,腿脚因为多年的风湿病不大灵活。当记者说明来意,邓老在家人的帮助下,换上了县上领导慰问他时相送的红军服,他告诉记者,平日不舍得穿,只有重大场所时,才穿上。

“父亲、大哥、母亲、我、妹妹……”邓玉乾掰着指头一一数来。1935年3月,他一家八口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父亲的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8个人死的死,散的散。”3岁的妹妹出痘死了,大哥在中坝一带的战斗中牺牲……过草地前,8个人只剩下4个在一起: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邓玉乾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三十一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母亲则带着邓秀英、邓玉乾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

“红军家属多得很,每个县打一面红旗。”邓玉乾记得红旗上有镰刀、斧头,那是“在苏维埃见过的”。

乌鸦嘴里抢食吃

“妈妈背铺盖,姐姐背我。”邓玉乾说,6岁的他那会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没办法啊,姐姐若不背我走,就会赶不上队伍。”邓玉乾回忆道,母亲用一根麻绳把他牢牢实实地捆在姐姐邓秀英身上,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你说怪不怪,我那么小的娃儿,听话得很,打起仗来枪响吓死人,我姐叫我不哭我就不哭!”邓玉乾深情地说,他很敬佩姐姐,也很“虚火”她。

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邓玉乾头上的尖帽子被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他解下来抱在胸前,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姐捂着我的嘴,生怕我哭出来……”

邓玉乾讲起这些往事时,神情专注而凝重:“草地那个苦啊,草鞋一天就走穿了,有人掉烂泥坑里救不上来,其他人就从他肩上踩过……”邓玉乾眉头皱成一团,满脸的横褶中又添了几道竖纹。

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在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还是姐姐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他吃,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才同母亲说:“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

“有一次,妈妈饿晕过去了。我以为我妈死了,趴她身上直哭!”邓玉乾哽咽地说,好在后来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母亲才醒了过来……

大衣下葬父亲去

“我那会并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来这个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但姐姐知道,他告诉我说,我们如果不长征的话,肯定要给杀光!”邓玉乾说,后来他才知道,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红军来之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在外面打麻将,为此,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是个败家子。直到红军来这里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原来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联络的暗号。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

红军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邓心科随部队征战,留在通江农村的全家,却忐忑不安。

此时,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河对面乡长那家,晚上一开门,全家都被杀了。”邓玉乾说,当时家里排行老二的姐姐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她曾告诉过他“幸亏杀完那家人天亮了,否则就轮到我们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长征。

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

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他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他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邓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风俗,把柏树枝点燃插在坟头。邓玉乾说,那叫“送火”。“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母亲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路遇土匪母女分

擦了把浑浊的老泪,邓玉乾继续回忆说,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姐姐背着走不快的邓玉乾,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见土匪,邓玉乾都记不清了。

邓玉乾说,有一次,来了一路被当地人叫做“脱衣队”的土匪,把三人衣服扒光,赤条条地扔在冰天雪地里,扬长而去。幸亏路边有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三下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御寒”。

最后一次路遇土匪,就没那么幸运了。“那天,又有一伙土匪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一个看不到天的树林。”邓玉乾说,“土匪还抓了三个年轻姑娘,她们是红军医院的护士!”邓玉乾接着讲了下去,林子里,土匪让他们站成一排,来了几个买主挑人。一个买主走到姐姐邓秀英跟前问:“你会不会放牛?”她点点头,便被买主带走了。

姐姐邓秀英不愿走,“死,也要和妈妈弟弟死在一起。”然而,买主“像逮只小鸡一样”,把她拎走了。“母亲和您呢?”记者问邓玉乾。“我们就惨啰,干不了活没人买,就给扔到河里去了。”土匪端着长枪,赶着母子俩往河里走,要实行“水葬”。母亲把他背在身上,齐胸深的冰水里站立不稳,稍一停步,子弹就在左右射起水花。

紧要关头,一位路过河边的藏族老人目睹此景,心生怜悯,出钱买下了母子俩。走上岸,母亲“扑通”一下给老人跪下,磕了几个响头,然后抱起邓玉乾失声痛哭。“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老爷爷,”邓玉乾说,“他叫单木果。”

七年颠沛复团圆

“那家人对我好,有吃的。”邓玉乾说,母亲不分昼夜干活,他则上山放牛,因为个子矮,得戴上一顶高帽子,“那样,草高的地方才看得见人”。他的藏名叫丹增。母子三人,身在两处,不知对方地点,亦不知生死。

“买主把您姐姐带到哪里去了?”记者问邓玉乾。邓玉乾没有立即回答,却又哽咽了起来,“我姐惨嘞,两只手被他们打得严重变形,关节异常粗大,手指如同人为弯曲的盆景枝干,无法伸直……更造孽的是,她从一家卖到另一家,被主人取名‘邢措’的她不知给多少个头人当过奴隶。他们把我姐当牲口使用,天晴下雨打霜下雪都要上坡种地,稍有不是就打。”邓玉乾说,姐姐后来告诉他,她曾几次逃跑想去找母亲和弟弟,都没有成功。一天,她从一个叫广尚的头人家跑出来,刚跑不远,就被头人的儿子逮住了,回来一阵狠揍。

年复一年,邓秀英在折磨、逃跑和更多折磨的循环中挣扎,而此时她的弟弟,正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邓玉乾16岁那年,一个藏族老乡偷偷告诉他,主人要杀他了。当地的规矩是,外来的成年男子要杀掉,妇女小孩不杀。母亲“吓得脸都白了”,叫他立即逃生。几天几夜,邓玉乾跑到了阿坝城。想着“庙子里的人地位很高”,他走进了一个看上去挺大的寺庙。苦苦哀求下,住持收下“丹增”在庙里打杂,“冬天扫雪,夏天扯草,还给发茶叶、酥油”。

“那您是怎么找到妈妈和姐姐的呢?”记者已深深地陷入了这个家庭电影般传奇的情节,也爱上了这种搜寻事件的不同人不同面以还原历史的追问方式。

“嘿嘿,长征的时候姐姐救过我的命,我后来又救了她的命!”邓玉乾摇头晃脑。

找妈妈不难。两三年后,邓玉乾偷偷回到自己放过牛的那家附近,趁着母亲下地干活,“拉上她就跑,一直跑到阿坝”。母亲便在阿坝城里找了个人家帮工。但姐姐在哪里呢?邓玉乾穿上一件喇嘛的长袍,在同姐姐分开处的方圆几十里,“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

“当时,我姐在门外头砍柴,看见一个喇嘛走过来。她赶紧放下手中活路,前来盘问,结果仔细一看,发现是我!”邓玉乾至今都觉得自己能找到姐姐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分别整整7年,她还是一眼认出了我,“我姐太爱我了!”

拨云见日雾霾散

1952年“青稞割了”的时节,解放军开进阿坝。“庙里住进了一个连的解放军,听说是从北京来的。”邓玉乾听不懂汉语,不敢问这些解放军是来干啥的,更不敢告诉他们,自己曾经是红军。

邓玉乾说,姐姐邓秀英的胆子大些,当她听到一个藏族同胞跟她说:“城里头好多鬼火!来了好多大军!”时,她一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阿坝城里看母亲。母亲一见女儿就哭了:“红军来了……”

身着藏袍的邓秀英一听,飞速跑了过去,告诉解放军的首长,她姓邓,她是红军!流落藏区十几年,她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红军身份。

没过几天,县委来人叫邓秀英去一趟。他们给她换下藏袍,让她当“通司”(注:即翻译),帮他们工作。“于是,我姐成了阿坝县政府的藏语翻译,当上了一个月53元工资的国家干部。她跟随解放军工作组下乡,又找到了再当红军而且是正规军的感觉:10多个人背着枪,走乡串户,搞宣传、发救济款、发衣服、发农具。我姐这个藏语翻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怕,我们是来救济穷人的!”邓玉乾笑着告诉记者,1954年,32岁的姐姐邓秀英结了婚,丈夫何朝甫是同解放军一起进阿坝、“背电影放映机”的支前民工。而他也入了公社,赶马车跑运输,还被评上了社里的“劳动积极分子”。

1963年,年近七旬的母亲思念故乡,执意要回老家。姐姐邓秀英只好退了职,全家回到通江县新场乡。

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太平是太平了,但邓玉乾归来时,已是大龄青年,错过了婚配黄金季,因而终身未娶。“见没人服侍我,没儿没女又不懂汉语言”,1971年,姐姐邓秀英把三儿子何其庭过继给他当了养子。两家相隔仅100米。邓玉乾说,平时两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对方端一份过去。

何其庭说,母亲和舅舅是“红军姐弟”,虽然最终都是农民,但他们从未想过托关系,去找领导,“他们总是说,不能给党和组织添麻烦。所以,总是教导我们要靠自己的本事,踏踏实实过日子”。

“现在的生活好了,党组织还一直牵挂着我,1990年8月,还给我恢复了失散红军的身份,县里市上的领导每年也都要来看我,我心里很高兴,已经很知足了。”邓玉乾说着又笑了,笑容里充满感激,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希望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里满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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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31 5 5 阿坝日报 c118019.html 1 风雨相依 姐姐背他走长征——访巴中市通江县新场镇窄口村失散老红军邓玉乾 /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