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讷亲到达前线后，武断轻敌，“自恃其才，蔑视广泗”（昭梿《啸亭杂录》），既没有广泛听取意见，也没有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就断然下令：“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昭梿《啸亭杂录》）。
十四日，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分兵三路进攻昔岭。但是，令人想象不到的结果是“总兵（清代武官名，官阶正二品，受提督统辖）任举、参将（清代绿营军武官名，官阶正三品）买国良战死”（《清史稿》），唐开中身负重伤。
注：任举（1703—1748年），山西大同人，因随军征讨巴里坤有功，历任宁夏都司、固原提标左营游击、城守营参将。
乾隆十二年（1747年），随川陕总督张广泗征剿金川土司叛乱，授任西凤协副将。与总兵许应虎、副将高宗瑾、参将买国良进攻在色底的叛军堡垒，发射大炮二百多发，才击塌碉垒的一角，于是改在城垣凿孔发炮，虽然密如鳞比，但仍没有击溃叛军。任举揣测炮小不能攻下城池，准备移军退守，恰逢此时叛军出战，任举巧设伏兵将叛军击败。
乾隆十三年（1748年），率兵三千取道攻打昔岭。不久破格升任重庆镇总兵。任举攻打昔岭，连克城卡、碉楼数座。“六月己巳，举与攀龙（总兵哈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余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清史稿》），犹越战越勇。不幸被鸟枪穿胸，扑地喷血，大呼报国而绝。总兵哈攀龙冲入战阵，负尸以还。
任举战死于金川后，乾隆“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侧”。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以示厚爱之心。
这次惨败之后，讷亲傲气彻底被打掉了。“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昭梿《啸亭杂录》）。
之后平金大军“有三千军攻碉，遇贼数十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昭梿《啸亭杂录》）。讷亲“仍倚张广泗办贼”“张广泗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魏源《乾隆初定金川土司纪》）。“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昭梿《啸亭杂录》）。
讷亲决定由进攻转为防守，并奏乾隆帝请“筑碉，与敌共险，为持久”（《清史稿》）。乾隆帝认为讷亲的奏报实属守株待兔之计，认为“彼之筑碉原以自守，我兵自应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乃转令攻碉之人，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清高宗实录》），且“‘师老财匮’，兵费至钜，难以负担，而且‘大兵聚久，变患易生’”（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0—4）。
乾隆帝提出讷亲“只宜持其大纲，督令张广泗等各施谋猷（谋划），以图速奏肤功”（来保《平定金川方略》）。对于讷亲“筑碉与敌共险”之策，张广泗亦附和而无语。蒙古镶黄旗人、兵部尚书班第，满洲镶黄旗人、内大臣傅尔丹等也都“未发一谋，未出一策”（魏源《乾隆初定金川土司纪》）。这些都让乾隆帝忧虑不安。乾隆帝下令从八旗前锋护军中挑选数百名勇士，在香山演练爬云梯作战，以备派遣云梯兵赴金川作战。
闰七月，乾隆帝同时收到张广泗、讷亲两人意见几乎完全不同的奏折。张广泗上奏说：“（大金川）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今冬明春当不难犁庭扫穴矣”（《清高宗实录》）。
讷亲最初上奏的奏折与张广泗的奏折差异还不大。讷亲说：“我兵果能奋勇争夺数处，贼必内溃，然尚有不得不过虑者。贼巢食用果否至于匮乏，究难臆揣，而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且卡撒、昔岭二路，尚系臣亲临督战，乃攻扑数次，未见得寸进，朝夕筹商，终无善策。迨至冬寒春冷，士气恐益不扬……俟明岁再加调精锐官兵三万，厚集军威，于四月进剿，足以成功。最迟亦不逾秋令”（《清高宗实录》）。
但是，不久，讷亲又上奏乾隆帝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来岁加兵，计需费数百万。若酌留兵万余名，据守要害，相机用炮击碉，令接壤土司各为防御。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驻终非长策。若俟二三年后，再调兵乘困进捣，自必一举成功。此二三年内，或有机可乘，亦未可定”（《清高宗实录》）。
乾隆帝看过奏折，又气又虑。他说：“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清高宗实录》）。
乾隆帝又说：“卿等身在戎行，目击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于数千里外，何从批示？何从传谕？且大兵有四万之众，彼止三千余人，何以彼应我则觉有余，而我攻彼惟虑不足？日久悬望军营消息，而奏到乃复如是，殊非所料”（《清高宗实录》）。
十
乾隆帝对讷亲感到非常失望，“知其不足恃”（昭梿《啸亭杂录》）。然而，乾隆帝感到讷亲毕竟是皇亲重臣，打算待前线稍有战绩，“然后召还，以全国体”（昭梿《啸亭杂录》）。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帝“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并发密折“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清高宗实录》也记载，“失学士心膂重臣，诸务资其赞襄，岂可久留远徼，即如所云，须俟一、二年后成功，亦无在彼坐待一、二年之理，应即还朝办事”。这里，乾隆帝实际给了讷亲一个从金川军务抽身的台阶，也为自己用人不当找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说词。
但是，讷亲毫无举措，还上奏乾隆帝告兵虽四万之众，但张广泗“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清史稿》）“分路太多，势微力弱，督臣未免存回护之见”（《清高宗实录》），还偏袒贵州籍将领，“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臣与督臣势难共事”（《清高宗实录》）。可见，经略与总督之间分歧很大，以致有了很难共事的无奈表白。
八月八日，乾隆帝收到岳钟琪奏折，分别主要参奏总督张广泗两个问题：一是张广泗指挥失误，不分配他兵力调用；二是张广泗养寇为患，军事机密泄露。岳钟琪经深入调查，查明张广泗重用的两位幕客小金川土司良尔吉和张广泗的旧友云南昆明人王秋，都是莎罗奔派来的奸细，以致莎罗奔对平金大军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预先防范、“早为之备”（昭梿《啸亭杂录》）。
几乎同时，乾隆帝又收到了讷亲、张广泗的败报。乾隆帝生气地批道：“吟据奏进攻喇底二道山梁，统领之副将、游击等员，仅至沟口而止，带兵之备弁，又复落后，忽闻贼番数十人应援，我兵三千余众遂俱奔遁。闻之数为骇听。凡为将弁，理当身先士卒，乃畏缩不前，转至落后，无怪士卒之不能冲锋陷阵。即使从后督战，亦无见险而止，身住沟口，但令士卒前进之理，又无怪其令之不从矣。即不能以一当十，亦何至以三千之众不能敌贼番数十人，而至闻风远遁，自相蹂践。此事实出情理之外”“今览奏又失所望，将来此事兵力何所倚仗？军务何所调度？日复一日，师愈老而气愈怯，岂能久顿坚碉之下，坐待成功”（来保《平定金川方略》）。
乾隆帝对讷亲、张广泗彻底失去了信心。九月十日，乾隆帝下诣传召讷亲、张广泗来京，“以岳钟琪摄经略，傅尔丹摄川陕总督，复遣尚书班第（赴军营）同治军事”（《清史稿》）。（未完待续）
·州志办提供资料 记者 王和斌 程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