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 杨光富 文/图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羌族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其文化传承与变迁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汶川县政协文史委编撰的《羌在汶川》，以2025年的时代视角，对这片土地上羌族文化的千年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度解读。作为一部地方文史资料，它超越了简单的地方志书写，成为一部民族文化的“生命史书”。

为什么要记录“羌”

作品从古羌的溯源开篇，主要从历史典籍中探寻“羌”。羌民族，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意义特殊，历史上的其他如匈奴、鲜卑、羯、氐等部族，都在岁月的长河中，或远遁，或融合。唯有羌，是甲骨文记录的唯一部族，是55个少数民族中唯一沿袭远古时期以来就具有的民族称号的民族。羌部族，在甲骨文中有记录，在汉至元的历史典籍中有记录，明清时期，地方志中有关于羌的记录。中华民国时期，边疆考察团有大量的关于岷江流域羌的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他民族客位，从羌族本民族主位，不仅确立了羌族称谓，而且在羌族文化挖掘、整理、记录、活态传承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典籍和案例。从商代开始，关于羌的记录一直延续至今，并未中断。而历史上的具有现代少数民族意义的民族，都不具备这个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羌民族，具有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活化石的意义。因而，考察羌族的历史、文化 ，就具有了特殊价值。

《羌在汶川》选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看到的关于羌族历史文化的典籍，多从他者客位的角度进行记录。从甲骨文到《史记》到《汉书》到《后汉书》，从《羌戎考察记》到《羌族的风俗》到《羌族之信仰与习为》，1949年以后，从孙宏开《羌语简志》，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何光岳《氐羌源流考》、马长寿 《氐与羌》，周锡根、李绍明、冉光荣《羌族史》 ，韦东超、王瑞莲《中国民族流变史》，从徐平 《羌村社会》，李明《羌族文学史》，卢丁、 工藤元男 （日）主编 《羌族历史文化研究》，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王明珂 《华夏边缘》 《羌在汉藏之间》到《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多是学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对羌族文化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猎奇心理的观察、记录、表达。比如，《羌在汉藏之间》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是逐渐成长起来的羌族本民族学者，却对该书存有异议。

近年来，本土学者、本民族学者开始从主位立场考察、审视羌族文化。如耿少将著有《羌族通史》，王永安著有《羌在增头》。这是有意义的转变，是一个自觉的状态。近年来，对于羌族文化的整理和研究，还呈现了两个可喜的现象，一是地方政府注意到了抢救性保护民族文化的价值，倾注力量集中关注在铸牢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化整理工作。一是注重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州人民政府组织编纂了《羌族历史文化集成》的浩大工程，汶川县政协组织编写了《羌在汶川》。《羌族历史文化集成》，在羌族文化研究领域，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再过百十年，它的价值更会集中彰显。因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人，在物质不丰富的时候，可能侧重于集中关注物质。在物质极大丰富以后，精神形态的关注更会提上议事日程。人从哪里来，人在哪里，人到哪里去，这个哲学基本命题，一定是永恒的命题。50年以后，100年以后，几百年以后，那时的人再来看人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一定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办法，那就是考古。怎么考古？典籍中的记录是他们考察来时路的最好的方法。现在的记录，就是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

再来看《羌在汶川》。在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与保护，不仅关乎特定民族的存续，更关系到中华文明整体的丰富性与生命力。《羌在汶川》通过对羌族文化的系统整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扎实的地方性知识支撑。诚然，铸牢意识要求我们多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并不排斥“美人之美，各美其美”。多样性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组成部分。地方文化有其个性，但都是在共性前提下的个性，都是为丰富共性而发展起来的个性。汶川县政协发挥着统战、智库、平台的作用，政协文史委发挥着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的功能，从选题到大纲拟定到写作到出版，编纂一本图文并茂的文史资料，具有民间作者、学者个人著书立说中不具备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从而具有公信力。这部书，站在县域立场，审视县域内的特殊文化资源，县政协（文史委）可以调集学者个人、民间机构乃至学术团体不具备的资源优势，掌握学者的专长特长，掌握学者研究对象的线索、数据，能够有效架设起主体和客体的桥梁，能够提供服务和保障，从而高效率、权威性地完成编撰工作。比起《羌族历史文化集成》，《羌在汶川》视域更小一些，角度更小一些，是一个中观立场，这也是近年来填补县级地方政府系统梳理羌族文化的空白之作，将是民间读者和专业读者共同选读的一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重要读本。因而，它不仅是汶川地区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更是我国民族文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收获。这部著作的价值，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彰显，成为后人理解这片土地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

《羌在汶川》的文本价值

《羌在汶川》的编纂体例独具匠心。从“历史长河中的汶川印记”到“关怀厚爱中的向阳生长”，五个章节层层递进，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叙事体系。这种结构不仅遵循了时间线索，更暗合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历史积淀到空间载体，从文化表象到生活本质，最终抵达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如此编排，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多维度地理解羌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对羌族文化“活态性”的准确把握。在“遵风守俗中的烟火日常”章节中，编者们并未将羌文化视为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将其作为生生不息的实践。那些看似平凡的饮食起居、岁时节令、人生礼仪，恰恰是羌族文化生命力的源泉。这种从生活细节入手的书写方式，打破了民族文化研究常有的“奇观化”倾向，让文化回归其最本真的生活场景。

《羌在汶川》对传统村落的记录也具有特殊价值。在“跨越时空中的传统村落”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建筑形态的物质留存，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羌寨依山而建、垒石为室，这种空间布局蕴含着羌族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与巧妙利用。本书通过对村落的细致描绘，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生态档案。

作为一部2025年问世的著作，《羌在汶川》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命题。在“关怀厚爱中的向阳生长”部分，我们看到了汶川地震后羌族文化的重建与新生，也看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如何保持主体性而又不拒斥现代文明的思考。这种既尊重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文化态度，为所有面临类似困境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若论不足之处，或许在于对羌族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互动的讨论尚显简略。例如，在汶川境内，就有这种现象，历史上有草坡羌，瓦寺土司于1441年在汶川绵虒部分地域开始了统治，当时称草坡地域的人为羌人。绵虒当时土司治下的人们的后裔，有的民族识别为羌族，有的识别为藏族。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在做民族调查、民族识别的时候，一度识别现三江地域的人们普遍为羌族，现在，他们的民族多是藏族。这些羌族与藏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上，羌族与藏族、汉族等民族的交流融合极为频繁，这种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再造，是理解羌族文化特质的重要维度。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