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苏区青年参加红军，是各级革命政权支援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苏维埃政府利用大会动员、文字宣传（布告、传单、标语）、联欢会、访贫问苦等形式，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动员贫苦青年参加红军。在川西北的理番县（今理县），就有一个一家5口人在母亲板登卓的带领下参加红军的故事。

板登卓，又名杨金莲，1875年出生于四川懋功县（今小金县）一个农奴家庭。成年后与一内地进山区谋生的汉族男子结婚，定居抚边乡王家寨。后来丈夫病逝，便带着孩子逃难到理番县朴头，不久与当地汉族男子唐洪山结为夫妇。因生活所困，板登卓带着小儿子唐志泉给人家当帮工，大儿子姜德成在牧场放牛，大女儿姜秀英被迫当童养媳，小女儿姜萍被卖作家奴，丈夫唐洪山则游走四方做郎中，生活十分艰难。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西进岷江上游。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创建了松理茂赤区。唐洪山积极支持红军，秘密为红军送情报，因表现出色被推选为朴头村苏维埃筹粮委员会委员。在一次筹粮时，遭遇反动武装的袭击，不幸牺牲。唐洪山的牺牲，令板登卓全家生活更加艰难。这时，当童养媳的姜秀英迎来生命中的巨大转折。她认识了理番县苏维埃女主任陈再茹，并在其引导下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县苏维埃保卫局工作，担任通司（翻译）。姜秀英一边帮助红军筹粮、宣传和翻译，一边盘算着如何找到自己的家人。

已是花甲之年的板登卓通过在赤区的耳闻目睹，从切身的遭遇、经历中，深深领悟到“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解救穷苦番民”的真理。在大女儿姜秀英鼓励下，板登卓带领大儿子姜德成、小女儿姜萍和小儿子唐志泉毅然举家参加了红军。他们帮红军翻译、宣传、筹粮，成为活跃在松理茂赤区的少数民族生力军。

长征路上，板登卓在红一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通司。虽然年事已高，但在转战雪山草地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却能始终与革命队伍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她在努力做好翻译、宣传讲解工作的同时，还尽力发动藏族群众为部队筹措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坚定的信念、理想的驱动下，板登卓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成功走完了长征之路。很多红军战士都亲切地叫她“老妈妈”。到达延安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给板登卓起了个汉名——杨金莲。杨金莲被分配到后勤部工作，后来又意外与两个女儿相见。大儿子姜德成因带着红军翻雪山时，双脚被冻伤，没办法跟随部队继续前进，为了不拖后腿，他返回理番县朴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家人才得以相见。小儿子唐志泉参加红军后，长征时被编入西路军，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杨金莲随所在机关转战山西、河北，进京后被组织安排在中直机关休养。1977年11月病故，终年102岁。

大女儿姜秀英参加红军后，先在理县保卫局当通司，后跟随队伍西进至金川；建立中共大金省委时，在省保卫局担任通司，后又奉命到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粮食科工作。在金川工作期间，虽然每天吃野菜，但她从不觉得苦和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她已经从童养媳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一次，她和另外两名女红军战士在家留守，突然被敌人包围，她临危不惧，紧闭寨门并爬上寨房用石头猛砸敌人，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翻越雪山时，她脚趾被冻坏，避空袭又遭碰撞骨折，在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她借来小斧子砍掉断指，用柴灰涂敷伤口简单包扎后坚持行军。过草地时，姜秀英用牛皮裹脚走走爬爬，以坚强毅力走出草地。表现突出，陈再茹同志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在机关工作，进北京后在中央直属机关档案部门工作。1997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

14岁的姜萍随母亲、姐姐一道参加红军后，在红四方面军随军家属队当通司、宣传员。在组织的照顾和年长同志的关怀、帮助下，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过被服厂建设、医护、剿匪等工作，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各一枚。2014年9月15日病逝于武汉。

如今，在杂谷脑河畔理县朴头半山坡上，红军墓园正式建成，这里长眠着杨金莲、姜德成、姜秀英、姜萍、唐志泉一家5位红军战士，跨越了大半个世纪革命生涯的理县英雄儿女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来源：州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