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林
一
三百年前，扶州城还存在。
今天，站在扶州城遗址上，隔白水江相望，就是南坪城、帕拉沟和元宝山上的封神庙……发源自郎架岭、斗鸡台这两个不同方向，最终合二为一，昼夜奔流的白水江，这条江既是九寨沟县境内的母亲河，又是历朝历代一道承载着历史变迁，沧海桑田的河流。
在我的心目中，扶州是一个大概念。
在历史的长河中，北周时期，吐谷浑后裔龙涸王莫昌内附，将其原有的辖地更名为“扶州”开始，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扶州不仅治地更迭频繁，先后又曾叫邓州、同昌郡、松潘宣慰司都护府、文扶元帅府、松潘卫、直隶松潘厅、南坪等。而只是在唐初，因吐蕃东扩，战事迭起，扶州治地由松潘境内辗转至九寨沟境内，即《扶州记》作者的老家，南坪镇安乐境内马家沟与宣扶沟之间前出的山地台地。
这既是扶州这个地名的由来，亦是扶州城的由来。
九寨沟出现县级建置，最早的文献记录是东汉时期的广汉郡属甸氐道。之后，就是白马县、蜀魏时期的“白马五围”、晋代时期的兴乐县、南北朝时期的邓至国……
位于安乐台地的扶州城因1722年“帕拉沟事变”，而毁灭于一场战火。因白水江对岸、扶州城之南有一坪坝。于是，重新择址建城，这便是南坪城的由来与命名。1998年始，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
大约十年前，县上恢复了文联机构，并成立了包括县作协在内的七个协会。那时，李春蓉刚从一个繁忙的部门转岗至相对事少的一个部门。
久居一地，不少人因同学、战友、同事的关系而成为了熟人。我也不例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渐渐地与包括李春蓉在内的人，及其父母、公婆这辈人、同辈人也便相熟了。甚至，就连儿孙这一辈人也都认识。
尽管认识，但平常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劳碌奔波，也就极少往来。但，我没料到是她居然在人到中年时，始终不舍对文学的那份情结，立志想要为家乡的历史文化挖掘做点实事。
于是，我就在由自己主持的地方内刊上，选择刊发她的一首诗歌作品。据她自己说，那是她的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
而在此之前，尽管是熟人，但却鲜于交流，更不知道她有着文学创作的爱好。
直到“8·8”九寨沟地震的发生，都要在单位值班。恰巧与她的新单位所在的办公室同楼同层，相隔不远。有一次，在值班串门闲聊时，她对我说起过，“自己心里装有好多的故事，想写出来。”我说，“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现在又有时间了，干嘛不写呢。”
我原以为她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此后，便是各自忙生活忙工作。
大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她拿出一摞厚厚地打印稿，谦虚地请我指导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利用工余就把一部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关于家族记忆的非虚构作品拿了出来。
作为第一个读者，我认真地阅读了该作。同时，就自己对非虚构写作的肤浅认识，与她进行了交流。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与建议。
这就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血脉》。
《血脉》正式出版之后，县上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该书亦作出了专业的评价与肯定。
不久，为了响应省作协和省扶贫局联合发出的“万千百十活动”倡议，我与她合作，走村访寨，历时一年多时间，创作并完成了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心安》。
《扶州记》这本书的创作，是在《血脉》研讨会之后开始的。
也就是说，她在采访创作报告文学的同时，就在着手这部散文集的创作。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之内，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激情与高产的势头。并且，在这期间她的非虚构作品、包括收录在《扶州记》中的部分散文，先后在《广州文艺》《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星火》等国内高水平的文学专业杂志上刊发，有的作品也获了奖。
二
《扶州记》是李春蓉创作的第一部散文集，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先，作为同行，对这部本版书的出版，向作者表示祝贺！
其次，在阅读毕该作品之后，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个人的记忆之书，亦是对家族、村庄的记忆之书。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始，在九寨沟县境内的大地上，因为有处被地质学上称之为“群海现象”的景区的存在，旅游业初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踏来。在不算长的时间里，九寨沟便跃身为国内著名的旅游风景区。
然而，人们在这片神奇的自然山水中观光游览之余，多少亦就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产生了好奇与探寻。甚至，人们一度认为，九寨沟只是拥有自然风光，大量的旅游宣传也大都是围绕着景区风光展开，迄今也还有不少人只知九寨沟景区，而对九寨沟县内全境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知之甚少。
抑或这便是李春蓉创作的动机与由来吧。
近代相关文献记载是这么表述的；甘陕流民，插占为业。但，从九寨沟县的建置沿革不难看出，这里是处于“民族走廊”地带。
“民族走廊”既是民族学中一个专业术语，又是包括费孝通、孙宏开、马长寿、任乃强等在内的专家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地方。在历史的长河中，氐人、羌人、冉駹、白马、賨人、獠人、邓至羌、吐谷浑、吐蕃、党项、蒙古、回、汉等，先后染指这片大地，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相生共融与积淀，形成了今天九寨沟县大地之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格局。
说起扶州，在我的印记里，它理应包括唐代的柴门关、野猪关、玉瓦关，还包括弓岗岭、羊膊岭、白马岭，包括九寨沟景区内外一百余处的海子、流瀑滩、彩林、藏族村寨、扎如寺、达吉寺、甘海子，包括大录的牧场、嫩恩桑措仙女池、大录寺、芝麻寺、沙勿寺、东北寺、八屯寺、香扎寺，斯乌克盖垭口两边山岗上生长着的绿绒蒿和柳兰、虫草、贝母，包括远至玉瓦桥一带的“流民”，包括扶州城、“白马五围”中的隆康、匡用城，包括土官杨观成的官邸与碉楼、永丰的徐家大院、殷家大院、永和的清真寺，包括黄土梁，包括白马藏族村寨，包括汤珠河、白河、黑河等大大小小的汇入白水江的河流，包括南坪城、城内的都司衙门、文庙、武庙、封神庙、灵觉寺……还包括白河沟内的金丝猴、勿角的大熊猫等等。
然而，一个地方和一本书，就如同大地与一棵树的关系。
显然，在《扶州记》这本书的叙事中，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比如历经数百年来雷击风雨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的挺拔于安乐、扶州城遗址边的国槐，只能承载着属于国槐的根系、谱系与枝叶蔓蔓。
三
明洪武六年，李家作为金陵城的居民，一路迁徙辗转，来到了巩昌府治下的陇南。由于历经战争，人口锐减。这些由南方和中原地区而来的“流民”，汇聚在长有大槐树的地方，那里是洪洞县，明初在此设立有负责“流民”的迁徙与安置机构。于是，在这些“流民”的记忆之中，大槐树便成了挥之不去的标识。因为，不管是情愿也好，或者是被迫捆绑也罢，由东向西，他们开始了“插占为业”，几世几代之后，他们融入了当地。
过去，在南坪民间曾有“绑绑子”的说法。
“绑绑子”既是指棉袄，又是在说一个个成年的“流民”，是被捆绑押解着来到了陇地。其间，巩昌府以西、洮河流域及松潘高原以西，皆为前线。当地豪酋的地方政权与军队，与明军，以及后来的清兵，反复争夺。直到清康熙二年，包括南坪在内的土地，因“克复”才治于中央王朝的管辖。于是，九寨沟县境内的 “流民”，在康雍乾时期，开始大量地涌来……
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不仅从安乐李家宗谱、罗依李家族谱记载中得到印证，永丰殷家的宗谱也有记载。也就是说，今天县城及部分乡下的居民，其先祖十分之七是来自陇地，其余的人则来自四川内地或别的地方。
这也多少能够解释“南坪不象川，碧口不象甘”这句在民间流传多年的说法的由来。
无论是李春蓉的非虚构作品《血脉》，还是这部新出版的散文集《扶州记》，都是记录着李家的先祖，从陇地迁徙至扶州，一个叫刀口坝地方的沧桑历史。从中，多少揭示了人与土地、人与人，一个家族，一个地方，像一棵树一般地植入、扎根与生长的历程。
这些人的迁徙到来，不仅使刀光血火的土地得到了休养生息，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晴耕雨读”的习俗。与此同时，西边游牧部落的扩张得到了遏制。
不少专家、学者在谈到《扶州记》时，许是立场不同，他们几乎或者没有提及到游牧文化、不同形态的宗教与文化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时代，在扶州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们，所呈现出的不同生产与生活样式。
这一方面说明，对这个“民族走廊”的认知与研究，仍然有着大量需要潜心为之的可能。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其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而对一个地方的文学性表达与书写，早在近百年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在其《上古》《春秋》《蒙宋三百年》等著作里，就有过文学性的书写。无疑，这对有志于继续书写包括扶州在内的作者而言，有着借鉴与研习的价值与意义。
四
能够在家乡书写家乡的人，是幸福的人。
现在，我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书写自己的部族、家族的记忆与历史，自己的从业经历和回忆录等。
《扶州记》一书的出版，也正是这越来越多的人，文化觉悟与文化自信的体现。
因此，我就有理由来向读者推荐《扶州记》这本书。
我们从哪里来，最终又将要往何处去？
这始终是一道哲学的、文学的命题。愿意花时间去研习、去表达和去呈现的人，无疑，也是充实而幸福的人。
始终坚持不懈，最终在散文与非虚构领域，如同那辛勤的耕耘者，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播种，也就必会在字里行间收获着沉甸甸的果实。
至于说到该书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我以为那是一个作者在成长进步过程中的不足，是用自己的执着，叩开了一扇新的世界大门过程中的不足。
面对着新时代、新要求，我想，只要持之以恒，努力追求与探索下去，我手写我心，相信作者会为我们继续奉献出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