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玉勇

前几天回老家，在父亲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那枚老党徽。它躺在一个红色绒布小盒子里，盒盖的金属卡扣已生出点点锈迹。打开盒子，取出党徽，我用软布轻轻擦拭。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依旧簇新，红漆饱满，在灯光下，金色的镰刀和锤头泛着柔和的光。

这枚党员徽章本身并不稀罕，那个年代的老党员家里大多会有。但在我心里，它不一样，因为它是父亲留下的。父亲去世已经三十余年了。他走的时候，我还在念初一，许多往事早已模糊。但每当我看到这枚党员徽章，那些零散的画面便会重新拼凑在一起。

父亲是村小的老师，教书育人，一辈子。他的讲台是一张缺了角的木桌，教室是土坯房，冬灌冷风，夏闷热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村里人常对我说：“你父亲讲课，最是用心。”那时我不懂什么叫“用心”，只知道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鞋帮总是沾满泥土，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红色墨水。

稍大些，我便常跟着父亲去学校，趴在窗台上看他讲课。他站在黑板前，身子微微前倾，一笔一划书写粉笔字，用力很重，粉笔发出“笃笃”的声响。下面的学生，有的在认真听讲，有的却在打瞌睡。但父亲从不敷衍，讲课声音虽不大，却清晰有力，生怕哪个孩子没听清。

父亲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作业本。每晚，他都在煤油灯下批改，常常熬到深夜。用红笔在本子上圈圈画画，写得好的就批几个字鼓励，写错的便在旁工工整整写出正确答案，一本又一本，从不马虎。母亲有时心疼，说改作业何必那么认真。父亲头也不抬，只丢下一句：“这就是本分。”

“本分”这个词，父亲常挂嘴边。学校的桌椅坏了，星期天他便动手修理，说是本分；学生缺课了，晚上他便上门补课，也说这是本分。那时我年纪小，不懂什么叫本分，只觉得父亲总有做不完的事。

记得有一年“七一”，父亲穿上干净的的确良衬衫，将党徽端正地别在左胸，仔细理好衣领。第一次见那枚党徽，它很小很红，在灰蓝的衣服上格外显眼。父亲见我盯着他看，只是笑了下，便拎着布包出门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学校党支部开会的日子。父亲每次佩戴党员徽章时，神态都不同以往，仿佛在做一件极其庄重的事。回想起来，大概就是一个人在认可某种身份时，无需言语，一举手一投足，自然流露出的庄严。

有年冬天，一个学生好几天没来上课。放学后，父亲便去了那孩子家。夜深了，雪大路滑，他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护着光，一步一滑地往前挪。到了才知孩子病得不轻，家里却拿不出钱医治。父亲二话不说，背起孩子就往乡卫生院冲，垫付了医药费后又摸黑走回来。到家时，棉袄被汗水浸透，鞋里灌满了泥水。母亲又心疼又气，说就不能等到明天吗？父亲搓着冻得发麻的手，还是那句话：“我是党员，也是老师，我不去谁去？”

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在他的一本旧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张党费收据，压得很平。字迹已淡，但能看出父亲每年都按时缴纳党费。那时民办教师的工资极低，但他每一笔党费都记得清清楚楚。笔记本扉页上还写着“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八个字，横平竖直，和他写在黑板上的字一模一样。

我把党徽放回盒子，轻轻合上。三十多年过去，它依然很亮。父亲没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枚老党徽，和那句常挂嘴边的“这是本分”。盒子的红绒布褪了色，边角也磨破了，但那枚党徽依然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就像父亲刚把它放进去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