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

妻子爱好网购，我便成了小区菜鸟驿站的常客。连续几日，我总能撞见楼下那个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起初我以为只是取快件，闲聊后方知是在打暑期工。如此稚龄便出来历练，不少邻里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中学生假期头等大事是“培优”补习——即便不加固主课，练习画画弹琴也是正途，日后方能有机会跻身高阶圈层。

这番议论，像一枚石子投进记忆的深处，荡开层层涟漪。四十余年前，我父母的认知与此刻的邻居如出一辙。那时住在大厂家属院，单位福利完善，生老病死皆有依托。厂里体恤职工子女众多、负担沉重，暑期常设岗位，让半大的孩子打零工贴补家用。每到暑假，几个发小每逢暑假便去职工食堂帮忙，我心向往之。

“勒紧裤腰带，也不能让你去打零工。”父亲屡次以此警醒，“好好读书，考取名牌大学，端上干部的‘铁饭碗’，远比贪图眼前一点蝇头小利划算得多。那些家长，鼠目寸光！”在他眼中，不好好读书便只能当工人，而工人便是世间最苦的行当。那年我不过十五六岁，虽不敢当面驳斥，心里却隐隐觉得这话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的风声已起，“铁饭碗”初现裂痕，社会正悄然向市场经济转轨。我隐约感到，未来的困局或许不是当不当工人，而是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一晃数十年，世事验证了父亲的局限。阶层跃迁何其难哉，当年子弟学校的同窗，能显著超越父辈者寥寥无几。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生存的“下限”却被无情拉伸。往昔再不济尚可顶职入厂，而今若无长技傍身，恐将面临长期失业，或从事比父辈更辛劳、报酬更微薄的工作。我们这代人，不少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啃过老。反倒是当年那些不被看好的伙伴，早早练就了安身立命的本事。譬如邻居“小面糊”，高中学历便辍学，本世纪初远赴欧洲，二十余年流转多国。凭着儿时在职工食堂偷师的一点厨艺，竟也能在有中餐馆的地方，谋得一席容身之地。

若说我年少时便比父母看得长远，那并不客观。只是十二岁前由祖父母抚养的经历，在我心里埋下了不一样的想法。爷爷十五岁从乡下来沪学徒，不仅站稳脚跟，更陆续带出近百乡亲进城做工，让大家得以安稳谋生，免于饿殍之厄。我奶奶的前夫早逝，她曾孤身携子，在日军占领的阴影下往返于沪乡之间，靠贩火柴、运肥皂、换粮食，勉强苟全性命。那种朝不保夕的谋生，随时可能毙命于鬼子的枪口之下。祖辈的血泪让我明白：谋生维艰，未雨绸缪，与其空想将来坐办公室还是进厂做工，不如先筑牢生存底线，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养活自己。

草根本无华丽土壤，钢琴油画于草根子弟而言，多半是镜花水月。趁暑期躬身入局，学一点市井谋生的手艺，换取日后不啃老的尊严，并不是一件坏事。人生的坐标系里，莫要一味仰望星空，“下限”才更值得警惕。给孩子托举一个足够高的底线，或许，这才是对孩子最深沉的负责。